在我家里，父亲留下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有二十几种。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政治、哲学、文学书籍，这些书籍装饰简单，一律以黄色、灰色等单一色调做封皮，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都印上“供内部参考”、“供批判用”的字样，一般都有编译者的“出版说明”，马恩列斯毛这五位革命领袖的语录必须按规定用醒目的黑体字贯穿于行文之中，并提示读者必须批判地阅读。因其装饰简陋，只用稍厚的黄纸和灰纸做封面，因而被人们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简称“皮书”。其中政治类的书籍像《新阶级》等绝大部分没有重印，至今仍是研究冷战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成为新中国60年出版史上一种奇特的现象。
家里留存的“两皮书”大部分都是俄苏文学，其中以七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灰皮书”居多，也有少量的“黄皮书”。比如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柯热夫尼柯夫的《特别分队》，纳沃洛奇金的《阿穆尔河的里程》，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和《哥萨克镇》三部曲，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最后一个夏天》，柯切托夫的《落角》，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卡姆布洛夫的《火箭轰鸣》，谢苗尼欣的《逆风起飞》，约尔金的《核潜艇闻警出动》，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岸》，扎多尔诺夫的《淘金狂》，叶先别林的《绝望》等等。现在这些书在网上的价格已经涨了十几或数十倍，有些印数少的甚至已成为天价书。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黄皮书”和“灰皮书”，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阿特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名著重见天日，我一一买到手进行阅读，看看这些“内部书”到底是靠什么迷住了文革中的小青年，这些书的命运为何这样坎坷。
现在，一提起“黄皮书”和“灰皮书”，就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对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突然中止，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那时，中央出于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需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一批反映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等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为人民反修防修提供批判资料和反面教材。但使人们预料未及的是，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或灰色封皮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人们心中的普罗米修斯，这些异域之火照亮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其中俄苏文学作品占了相当比例，有的如今已被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大概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我从父亲床下的木头箱里翻出了几本翻旧了的书籍，从中挑出一本《特别分队》来看，这是我无意中读过的第一本“灰皮本”苏联小说。后来，又陆续偷看了诸如《生者与死者》《他们为祖国而战》《热的雪》等一些反映二战的苏修小说。当时我年纪还小，鉴赏力不够高，没法领略这些书的妙处，只觉得苏联红军很英勇，也很浪漫，不像《桐柏英雄》、《连心锁》、《大刀记》、《沸腾的群山》里的主人公那样“高大全”。很多年之后，我才省悟到，当时所看的那些土兮兮的灰色书，就是神秘的文革中的内部出版物，即如今很多老读书人怀念不已的“皮书”。
在那个精神饥饿的年代，“皮书”是人们珍贵的高级点心，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特殊形式翻译出版发行的“内部图书”，给那个荒乱时代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带来了新知。这些当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黄皮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七、八十年代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如今，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很多当年有幸读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这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仍可在很多人的回忆著作和文章中，不断看到这些作品的名字：《新阶级》、《人·岁月·生活》、《落角》、《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这一批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的内部书籍哺育了一小群文化小资，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路标，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准备了充足的养料，至今还被当年的那群所谓精神贵族们所津津乐道。2007年春节期间，我在济南三联书店赫然发现《带星星的火车票》，这本苏联小说，我原来只知道它曾经对我国青年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一直寻之觅之，心向往之，却屡屡失之交臂，此刻在不经意间与之偶遇，不免百感交集，赶忙掏钱买下。
“黄皮书”和“灰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如德，还有许许多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值得我们永远地尊重。很难想像，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珍贵财富。
“皮书”的出版是我国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时移世易，如今已是网络世纪、电脑时代，弹指之间，内外的界限已经打破，再没有当年的神秘之感了。现在，国人已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最新的著作，出版社也无须采用“黄皮书”、“灰皮书”的形式出书了。但是，今已发黄变脆的这些“皮书”，对于处于封闭时代的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所起的作用，在客观上却是功德无量的，在我们新中国出版史上形成了一种“别样的风景”。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内部书”了，我想，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是我们多年来解放思想的结果，在今日的中国，不光人民的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精神生活更是空前的丰富。“皮书”的故事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杨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