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秀岭先生认识将近二十年或者超过二十年了吧？

开始见到其人之前先见到了他的书法作品，我马上做了一个非常外行、非常不书法的评价：滋润！我所说的“滋润”，并非单指其线条的肥瘦有度，用墨的浓淡得宜。而是从其作品中可以想象得到他作书时的那种意态。他不似时下流行的刻意做个怪样子以吸引人们的眼球，甚至他不是刻意地要叫人说好，只顾任情地恣意挥洒，那种自在的、惬意的样子。

其人是在一个朋友邀约的饭局上见到的。第一印象还是那两个字：滋润。这个“滋润”，也不单指他俊秀的白面孔。那时他还是个小青年，明眸皓齿，脸上还没刻上许多岁月的沧桑，算得上是个美男子，走在路上要防被女人掷果砸了头的。我所谓的“滋润”，是指他仪态的从容不迫，谈吐的儒雅风流。没喝酒之前还有几分拘谨，微醺之后娓娓而谈，举凡历史掌故、地理风情、人物月旦、诗文欣赏都说得头头是道。酒酣耳热之后，还会来几句京戏，并且是捏着小嗓唱“春秋亭外风雨暴”之类。说实在的，我有几分惊讶。眼下的人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文化了。他这样年轻，知识这样丰富，涉猎面这么广，而且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确少见。

我手头先后得到他三份书法作品。一份小册页，是他写了我的歪诗送我的。人们把孬诗叫做“打油诗”。我的连打油都不如，只是打油剩下的麻渣、豆粕，白辱没了他行云流水般的好字，就不必再提了。另两份是一副对联和一个条幅，内容都背不下来了。到了好忘事的年纪，随意写个小文，也不想爬高上梯去翻检我的“藏品”了。总之都是单为我量体裁衣现编的，不是照抄别人诗词或名言警句。记得对联用了“红叶”的典故，我们还在本市的小报上围绕这个话题开了一通玩笑。

到了我这年纪，总爱说点陈年古道的事情。旧时代对于书法家和写字匠的区别，有许多条标准，而且看法也不十分统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书法家写自撰的东西，写字匠抄别人现成的作品。可惜眼下文化成了稀缺物品，我认识的写字的朋友，老成凋谢之余，现在能自创书写内容的不多，秀岭先生是其一。其他大多比着葫芦画瓢，而且比着葫芦还画错了瓢。多年来我也是假清高，为了公事私事，也没少踩过咱们够得上的各级领导人的门槛。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客厅里、书房里，常挂着一些当代名家的作品。他们也常常叫我品评赏鉴一番。画画得好坏，字写得好坏，咱不懂；文字的对错是懂得的。天理良心，没有毛病的不多！笑话也是五花八门！我都扬善而隐恶，从未向他们说出来过。为了那些名家的脸面，也为了作品持有人的面子。只有一次，在一个公共场所，挑了一个著名学问家兼书法家的错字。他把申酉戌亥的“戌”字，写成了卫戍司令部的“戍”字，被我们大大嘲笑了一番。因为那是一棵大树，我们这些蚍蜉撼不动他的。乐得快活快活嘴罢了。

随着交往的亲密，我们的交情达到到他家噌饭吃的程度。一到他家，我先是赞叹他满堂的红木家具，及博古架上摆放的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瓶瓶罐罐。继而赞赏他手疾眼快烧出一桌家乡菜的好厨艺。有一首旧诗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我们是我住湖这沿儿，他住湖那沿儿。隔着一道南阳湖，饮食习俗大体是一样的。他那一道粉条熬小漕鱼儿的家乡菜，令我这与故乡没有多少感情有时把故乡当做苦难的近义词的，也吃得思念起故乡来了。最叫我赞赏的，是在原先他儿子住着因为儿子出外上大学而空闲出来的房间里，一面墙上直矗到房顶的书架。大凡图书整整齐齐摆在客厅里的大部头，都是供装饰用的。藏在闲房子里参差错落不齐的，才是用来读的。我确信他在工作之余、写字作画之余、交际应酬之余，在读书上是下了私功夫的。书中不仅有“千钟粟”、“颜如玉”，更有知识、学问，也出气质和风度。读书多的人，你装浅薄、装俗气都装不像。我终于明白，他生活得滋润、书写得滋润，都是有读书垫了底儿的。生活、写字和读书，在他那里是互为因果的。

附及：我以“滋润”做标题，叙述超出了这个词儿的书面含意。在民间，“滋润”一词，包含多层意思。我取其草根义、山寨义的内涵。

 

作者 张延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