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奉”和“献”两个字的原义都有祭神的含义，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奉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省精神，为了道德理想可以献出一切。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这种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圣人的道德理想，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由特定的人物才可以达到的道德境界。而董渭川终生奉献教育事业成就了人间美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充盈。

董渭川(1901年3月10日--1968年9月15日)，原名董淮，字渭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今邹城市南关人（原邹县城关东门里仓胡同人）。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营小工商业的家庭。12岁始在邹县县立小学（1912-1915年）、山东省立第七中学（1916年考入）读书，20岁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将来“教书授徒”，遂于次年（1921年）8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部。在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他主动要求在课余时间到高师附设的平民学校去教国文。在后来发表的《北高的平民学校》一文中就介绍了学校的简况与自己的活动，字里行间处处表现出他为能教会这些贫民学生识字作文的兴奋激动之情，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此后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起了极大的作用。后又和几位同学合办了文科补习学校，课后给备考大学的社会青年进行补习、辅导。三、四年级时，曾兼任北京志成中学、北京高级中学教员。1925年8月毕业后转入国文研究科学习。

在求学期间，董广泛接触社会，加上受新思想的影响，感情日益与劳动人民接近，思想明显倾向进步。他的稿酬、兼课收入、奖学金及家中捎来的钱，大多用于接济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学友。有一次，北京志成中学学生鲍永瑞患了肺病，因家贫无力治疗，董连夜借凑60元钱，把鲍永瑞及时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1927年6月，董渭川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被分派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是年下半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负责视察中等学校。时值学生闹学潮，董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加入进步组织，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利用“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身份，资助并安顿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南开中学学生林枫。1928年1月，董调任江苏省立东海中学校长，由于当时规定只有国民党员才能担任校长，于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校内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播新思想，开展爱国宣讲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被迫辞去校长职务，离开了东海中学，到了南京。可以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同志在《海州岁月—东海中学和海州建党斗争生活的回忆》文章中的两段话来概括他这一年的情况，一段是：“那时，以校长董槐（淮）为首的一批进步教师在校传播一些新思想、新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另一段是：“（由于新思想的传播）东海中学频繁的组织学生开展宣传演讲活动，抨击虎狼当道，反屈辱、反妥协、争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主意。他们制造种种借口，辞去了董槐（淮）校长和一批进步教师，又派来了国家主义派的人物当校长，还有一群饭桶教员……”。1929年的上半年，董在江苏省南京民众教育馆当编辑主任，同时在女子中学兼教国文。下半年他又到了安徽安庆，在安徽省教育厅任督学及第一科科长，主管视察、指导省内中学的教学活动。1930年至1931年，他被河北大学聘为教授，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学。

1931年初，董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约到济南，在山东教育厅当督学，但时间不长。同年7月改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直至1937年日寇占领济南时止，在任6年。其间，他先是与馆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城内办图书室、阅报室，搞展览，演话剧，开演讲会，举行儿童健康比赛，以及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类群众性活动，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后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影响下，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强他们的体质，成效显著，受到农民的欢迎。1934年至1935年，董曾被派往欧洲十国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期一年。1935年底他考察结束归国，以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身份兼任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该区包括鲁北17个县）主任，致力于乡村民众教育的实验。同时还被私立齐鲁大学聘为讲师。由于他在民众教育工作中的成效，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应邀参加了知名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任特聘理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济南，董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到了四川，任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到1941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并受聘为广西省教育厅顾问，常到教育厅参加会议，研究广西教育改进问题。1941年到1948年先后任国立广西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学院教授。1947年苏州爆发了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为首的“五·二○”学潮，董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保护学生。原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长蒋经国曾签发密电，对董“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可会同当地有关机关权宜处理”。1948年初，董渭川被迫由海路到北平，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拒绝特务分子送来南逃的飞机票，毅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的工作和九三学社，并被推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解放后，董渭川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学习委员会和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1950年，曾回家乡邹县，向全县教育工作者作过《新中国的新教育》的学术报告。1952年，董被聘为北师大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任实习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全校的实习工作，一抓就是五年半。1956年下半年被任命为北师大副教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lO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始，被当作“反动权威”扫地出门，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董渭川教授追悼会，取销对董渭川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并撤销一切处分，恢复名誉及原级别职称。

董渭川工作勤恳，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擅长比较教育、社会教育、国民教育、中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社会学等，论著颇丰。内容主要是根据自身的教育实践、出国考察学习的体会，并结合教育现实，对我国的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材教法等问题进行论述，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现存其著述共有177篇，多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社会教育纲要》、《欧洲民众教育概况》、《中国文盲问题》、《家庭、教育、社会》、《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旧教育批判》、《欧游印象记》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和国家教委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列有专条，介绍了董的生平和著作。（李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