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憩于邹登暴书之台，陡断机之堂，登南门徊徘大贤之故疆，盖目中有全邹……岗山若天平焉以绕，因利河若玉带焉以环，邹山水之气萃，文学其兴乎！”

发出这番感慨的人叫万恭，他文中提到的“邹”，即为现在的邹城市（原邹县）。说起这位叫万恭的，可不是一般的读书人，他为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嘉靖二十四年为兵部右侍郎，后命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治理河道而著称。隆庆年间，万恭来邹拜谒孟子，其时，两孟古柏森森，重兴塔巍峨壮观，老城墙绵延数里，因利河水汩汩西流，更有贩夫走卒穿梭街亭之间，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要政大员观后不胜唏嘘。

四百多年后的一天中午，骤雨初歇，我们一行寻古探幽的人，走街串巷，穿庭过舍，像在虚幻与现实交织的迷宫中穿行。在鱼贯而行的人行中，我一直落在人群的最后面，一块块散落在民居墙角或者下水道旁的古青砖，时而羁绊着我的目光，时而让我停下疾驰的脚步。那一瞬间，似有千军万马呼啸而过，呐喊声，厮杀声，不绝如缕。“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老先生那悲壮爱国情怀的诗句萦绕耳际，就在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曾经一时、绵亘数里的邹城的老城墙。千百年后，古城墙真的全部消失了吗？散落在墙角或下水道旁的古青砖，又会牵引着谁的视线，是唐朝的风，还是宋时的雨？

关于邹城古城墙的情况，《邹城市志》有详细的记载：明初，用泥土筑城墙；明正德元年重筑；明万历五年（1577年），邹县知县冯中州主持，耗银1000余两，谷900余石，改砌砖城墙。城为方形，周长4里80步，合945丈，高1丈6尺5寸，基宽3丈1尺，顶宽1丈6尺，城垛1528个，垛高4尺5寸。设有4门。东为瞻岳门；北为近鲁门；西为襟济门；南为崇教门。环城掘有1丈多深7 尺宽的城壕，以城南因利渠水注入。更引人注目的，是四城门外护城河上都建有石桥。至于当时为什么要花费重资筑城墙，史志中未曾特别说明，但据历代以来绵延不绝的征伐战事来看，筑城不光是必要的，有时，甚至关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孟子·公孙丑下》里不也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一段一段的古城墙应运而生了，尽管气势恢宏，风光无限，但没有人能够想到其诞生过程的艰难和决绝。一座古城墙诞生了，它矗立在历史深处的胡同内，负载的不仅仅是历史的铅华，还有历史之外的心跳和远望。一千四百多年里，它守护着古邾的子民，看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他们微微的叹息，幸福着他们的喜悦和快乐；风吹雨淋里，它像浇筑的铜墙铁壁，为它的王树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这时的它，热血像激流一样澎湃，臂膀可撼天动地，它站在那里，那里好像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即使面对凶煞狰狞的敌人，它仰天长笑一声，也会吓得他们胆战心惊，退却千里。

我们终究是来迟了。一千余年后的今天，站在当年古城墙的位置观望，城市犹在，只是不见了当年的老城墙。几番找寻，也只是在几条胡同内寻到了几栋岁月相对古旧的老房子，似乎与古城墙没有多大联系。也曾寻了几位上年纪的老人，问及对古城墙的记忆，要么说不记得了，要么是语焉不详。这为我们的找寻蒙上了一层阴影。古城墙的记忆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了，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事情。古城墙毕竟不是凭空消失的，记载史册的无非就是这么几种：人祸。影响最大的是明末郓城人徐鸿儒所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明天启二年（1622）七月，在郓城、钜野失利的教军固守邹县，部分城墙被教军拆毁。清顺治五年（1648），知县于进忠主持修复，并把改城垛为375个。天灾。清康熙七年（1688），邹县发生强烈地震，西南城墙多处坍塌；康熙四十年（1701），接连大雨，城东北城墙坍塌。此后，历经兵燹、洪水等等灾害，但历任均有修葺。古城前最后消失的时间，是1950年，可以想象，这时的古城墙，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而当时的建设者们为了把这座古老的城池建设得更加美好，旧城墙自然被拆除了。

承载着抵挡冷兵器功能的古城墙最终消失了，似乎也符合历史的发展和必然。然而，作为一名邹城的子民，我们还是要记住那些由我们祖先用智慧和汗水筑垒起来的城池。因为，那不光是一种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们的先民，曾经怎样渴望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一座叹为观止的古城墙，仅仅只是把城市和村镇隔开吗？

幸好，岗山依旧巍巍，重兴塔宝刀未老，孟庙侧柏依然苍翠，因利渠照旧西流。巍峨端庄的孟子，还威严地立在亚圣殿里。

找寻旧迹的最大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吧。

 

作者：路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