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其少而好赋，前期作了大量辞赋以讥时政，然其结果不尽人意，顾辍而不复，并将其归为“童子雕虫篆刻”[ 《法言·吾子》]一类；由此，杨雄的著述开始转向以哲学为主，依《易》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通过这两本著作，建立起了以维护圣人之道为出发点，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仿效孟子，力辟异端，维护正统，继承与发展了孟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诸子的批判

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纷乱，战争频起，各诸侯国为了扩张势力，保存发展自己，重用纵横家策士和法家人物，而传统的儒家学说因讲仁义，施仁政，反对战争，不被各诸侯采用。面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局面，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杨墨之道进行了批判。孟子认为杨墨之说是邪说，误国误民，如果不加以制止，孔子思想就无法发扬光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孟子也是第一个为了维护孔子之道而辟杨拒墨的人。　

杨雄以孟子的后继者自居，仿效孟子辟杨拒墨，对西汉后期兴起的诸子学说进行了批判。他和孟子一样，认为诸子学说和儒家学说是不相容的，如果任由诸子学说发展而不加以制止，必定会使人不明是非，偏离正道。

杨雄除了把孔子之道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推崇儒家外，对其他各家诸子基本持否定态度。例如，诸子百家，杨雄最推崇孔子，同时，把孟子、荀子也至于诸子之上；对于道家，杨雄虽然受其影响，但他也是褒贬参半，比如他的《太玄》虽然受老子影响颇深，但他对老子也并不是完全肯定，他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 对墨家、阴阳家、名家，杨雄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说“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他对法家的批评更是不吝笔墨，认为，申、韩之术专任法，忽视德化，最不仁义，如果任其畅行，儒家的礼义廉耻、纲常伦理就会受其影响，所以推儒尊孟，维护儒家法则，就必须“倚门墙则麾之”。

孟子批判诸子是围绕着儒家的纲常伦理来进行的，杨雄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其对诸子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杨雄又认为“吾见诸子之小礼乐也，不见圣人之小礼乐也” 。杨雄认为圣人和诸子的根本区别是是否“小礼乐”，这又是对孟子诸子批判的发展，这也对后世儒家批判道、佛等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性论思想

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一语揭开了后世探讨“性”的序幕，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造成以后不同的是后期的“习”，然而孔子的“性”是没有善恶之分的。继孔子之后，关于“性”的讨论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主要代表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孟子关于“性”的主张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在其本性里面都有性善的成分，这些成分被孟子称为“端”：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知心、是非之心，这“四心”被孟子称为“四端” ，这“四端”继续发展就可以演变为“仁”、“义 ”、“礼”、“智”的“四德”，他认为凡是圣人都把这四德发展到最完美之处，既然人人都具备“四端”的品行，只要加以修炼，就能具备“四德”的素质，那么人人都能称为圣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

杨雄论人性，试图调和孟、荀之说，他既不主张“性善论”，也不主张“性恶论”，而是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是指人性绝不是单一的善或恶，而是善恶想混，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因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善的人，也没有绝对恶的人。有关杨雄人性论的思想来源，人们更多地认为是对孟子和荀子人性论思想的调和。但杨雄的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即都承认人生来就具有的某一种特质，同时又强调后天的作用对人性实现的决定作用，而且孟、杨二者的人性论是一种平等论，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扬雄认为：“申韩庄周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也就是说不管性善或者善恶想混，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君子。但是杨雄的人性论又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极大发展，孟子的性善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现实社会中的性恶又是从何而生？而杨雄的性善恶想混论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杨雄认为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的因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善的人，也没有绝对恶的人，他的这个观点在解释现实中的人的时候就能很好地解决为什么社会上有善的人，同时也有恶的人了，这无疑是对孟子性善论的极大发展。

中和哲学

孔子创立儒家，在继承前人“尚中”、“尚和”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儒家的中和哲学，把把神秘化政治性的“执中”改造成主体性理性化的“用中”，而作为孔子的继任者，孟子的思想与儒学的基本精神或信念相契合, 但是孟子本人的哲学理论,却也包含了丰富的具有原发性品质的内容。对于“中和”这一重要理论，孟子广泛吸取了孔子的中和思想，但孟子论“中和”和孔子论“中和”明显不同，孟子论“中和”并未直言 “中庸”，而是提倡“中道”，“中道”一词虽说在《孟子》一书中总共出现三次，但孟子的中的思想却贯穿于其思想体系的任何一方面。

杨雄的中和思想和儒家的传统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但董氏的思想包含着大量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内容，其中和思想限制了传统儒家中和思想的辩证性，这一模式决定了儒家中和思想的继续发展定要突破董氏的神学论，而两汉之际杨雄的中和思想正体现了这一趋势。杨雄的中和思想和传统儒家的中和思想有一致之处，“中和”一词在杨氏的《法言》一书中并未频繁出现，但就像孟子的“中和”思想在《孟子》一书中并未多出现，但其几乎贯穿于孟子思想的各个部分一样，杨氏的中和思想也是其《法言》的基本原则。

杨雄所推崇的“中和之道”，就是以仁政为核心的中和政治。杨氏认为中和是天地之道，是圣人之道，他强调了国君个人修养对国家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治理国家要考虑到人民的意愿，要注重礼乐教化的作用，杨雄的这个思想，与孟子提倡的“施仁政”有异曲同工之处。杨雄既反对黄老无为之说，也反对申韩的法家之术，黄老无为是“不及”，申韩的主张却又是“过”，在此处杨雄追求的既无过，又无不及的“中和”和孟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人”的“中和”是一样的，都体现着儒家“仁”的境界。

总之，唐代韩愈说“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终西汉一代，扬雄可以说是最推崇孟子的人，他以孟子自比，仿效孟子批判杨墨，捍卫孔子之道，建立起了以维护圣人之道为出发点，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赵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