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走的是岁月，留下的是真情。
今年适逢邹城电视台建台30周年，作为曾经的一个“电视人”，接到写些纪念文字的邀请，怦然心动了好一段时间。电视台工作的经历，谈不上对电视事业有什么贡献，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事迹。但其间生活的一幕幕场景，工作中的一次次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尽管形散神也散，还是述说几个片段，也算是对邀请的一个交待吧。
1993年大学毕业进入电视台，到1996年离开去组织部，我在那里整整工作生活了三年。这期间结识的每位长者和兄弟姐妹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和关怀。从他们身上学到、感悟到的东西，至今仍受益匪浅。对此，我和我的家人始终难忘，也非常庆幸！
我记忆中的王开玉是一个工作狂。他技术精湛，身为一台之长，操刀截线、检查试验、业务钻研的那股劲头至今是我学习的楷模；何平哲的才气，高维波老师的文采那叫绝；张庆亮老师开心的微笑，平哥的热情周到，孔令金老师的深层思考，“三叔”（孙开更）的纯朴厚道；周寄键老师能说会干，（广告）词曲写得都好；潘蕾的美，邱岩的靓，还有刘薇那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还有彭春元、曾军老师，邵红、陈慧大姐，吉祥二哥，还有张台长、杨台长，提起这来，说也说不完，啦也啦不全……
这其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不能不提的，就是孙乡生主任。孙主任不苟言笑，乍看上去很是严肃，但接触时间长了，就知道他不仅业务娴熟，而且还那么平易近人。孙老师的为人处事是公认的，大家对他的敬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敬重，既来自于他对人无私的帮助，还来自于他公平正直的人品，更来自于他下不欺、上不媚的气节。越是出身贫寒的，他越是关心爱护；越是受人冷落的，他越是全力支持。那时，祖辈是农民的我学校毕业分到电视台，就跟着孙主任学编辑、学采访、更学做人。当时通讯工具落后，腰里别个BP机，是我们那时小青年们最时髦的，就是孙主任这样的，也才仅有一台数字BP机。跟孙主任干没多久，他却用自己的1800多元钱为我买了一台汉显BP机，而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300多一点。拿到BP机，那种如获至宝的兴奋、激动，是我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然而遗憾后悔的是，当时自己竟没要求和孙主任换换，哪怕让让也好，好东西或许真的怕失去。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给孙主任交流过，但这事一直藏在我心里，有遗憾，有自责，更多的是幸福……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孙主任那种爱才惜才、给青年人提供平台、慷慨解囊助人为乐的胸襟、风范和操守令我永志难忘，也深深影响着我，感染着我，已潜移默化为我人生的一部分。不管走到哪个岗位，公正对事，公平对人，关心支持同志，特别是有困难、需要拉一把的同志，都成为我人生的信条和自觉行动。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苦写新闻稿，是我当时进入电视台后，决心迈过的第一道坎。为了写好稿子，而不再是拍完片子再请别人写，再给别人要，我反复研读报纸，一遍遍揣摩重要的、典型的新闻稿，又是读，又是抄，又是背……渐渐悟出新闻稿的门道，懂得了这一应用文体的特点、写法。写新闻稿再也不发怵了，感觉下笔时也能思路顺畅、一气呵成了。
采写到有份量、有价值的新闻，是记者最高的使命。1996年3月，兖州矿业集团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布赫出席会议。我们邹城电视台也派出了有我参加的报道组。接到任务既紧张又激动，因为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但组织方只允许中央电视台和山东省电视台的记者进入会场，眼看拍摄任务完不成，很多记者都急得团团转。这么有份量的新闻就发生在邹城，如果我们拍不到、报道不了，怎么能说得过去？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扛起了摄像机，与保安人员一番理论争执后，硬生生闯进了会场，找好了位置，调好焦距，拍到了理想的新闻镜头。“抢”镜头的经历，也很有成就感，得意了好长一阵子……
记忆的调色板是多彩的。作为出镜记者，我在1995年春天的青岛小型交易博览会上采访外宾，当面对镜头、用普通话介绍完小交会的情况后，我又用英语与外宾进行了简单的采访。尽管后期编辑过程中这段没用上，但一问一答，个中的情趣、别人羡慕的眼神、满足的虚荣心，我还能时常想起。
还是1995年，为北宿镇创文明镇做个专题片，我们约好去采访。我和一位同事提前准备好了摄像机、背包机，乘车按时到达采访现场。等支好架子、一切就绪时，却发现忘带摄像机与背包机之间的连接线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又开车回台里去拿。面对领导的无奈，面对同事的疑问，面对那些期待的眼神，那种难堪、悔恨真是无以言表。但那次尴尬的经历教训了我，也时刻在提示着我：做什么事都必须认真、仔细。
今天看来，工作中的这些点点滴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忘带连接线这样的事，根本不就可能再发生了。因为昔日的摄录分体机早就换成摄录一体机了。但闯镜的喜悦、成功的感悟、尴尬的经历、失误的教训，不正是个人成长、人生进步的必需吗？
大杂院的生活，也是电视台那段时光的一个重要部分。城建指挥部对过，紧挨择邻山庄的斜坡上有一处院落，院里有排红砖房子，那便是邹城无线电视台的诞生地了，几经变迁，我进电视台工作时，已经成了集体宿舍。我们四五个小青年，当时就住在那里，直到2000年五一搬走，共住了七年。一开始，就平哥、延海、傅锋和我四个小青年，清一色的和尚军，一般很少有女同志光顾。这可得了我们的架子，夏天中午吃过饭，接盆水晒上，午休后上班前一个裸冲，免得洗脸，既精神，又凉快……晚上，小院子后面的大石片是我们热敷、保健、“裸”聊的好地方。泡杯茶，提壶水，便开始畅想人生、议论国事、啦起家常，总结即将过去的一天，困了就眯瞪会儿，有时睡得迷迷糊糊往屋里摸……我们几个先后在那里谈了恋爱，找了对象，成了家，有了我们的孩子。四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半岁，很热闹。后来，又搬来了臧哥一家、杨哥一家，就更热闹了。
每到周末、节假日，大人比较齐的时候，老早院子里就摆上两张桌子，先是大人打牌，开饭时，两张桌子一对，每家做好的饭菜都端上来，聚餐便开始了。先是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争着抢着吃，他们吃饱了，才轮到大人，一般再开上瓶老酒，喝气！平时，谁家要是做点好吃的，一般不能做少了，因为孩子们闻见谁家的菜香就端着碗去要，而且一个跟着一个学，吃了还要，偶尔大人也能跟着尝个鲜。提起这，最难忘的恐怕就是杨嫂的三鲜饺子了，有形、有色、有味，还有臧嫂做的菜豆腐……杨嫂还有个手艺就是理发，她的水平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是我碰到的最高的。当年隔壁屋里那个文静、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刘长宜（刘延海之女），今年考进了清华园。让我们这些老院的邻居们见面骄傲、自豪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提起了我们过去的小院……
家属在教育上工作，周六下午看孩子的任务有时便落到我头上。孩子两岁时，10 路车开通了，起点（终点）站就在我们小院门口。顺势而为，我便发明了动态看孩子法，抱着儿子坐公交，起点到终点，终点再到起点……几个来回，一下午便打发过去了，小家伙喜得手舞足蹈，大人也落个轻快……
每到大雪天，站在院子里放眼望去，高的树木，低的山坡，远处的楼房，近处的小路，全都被裹上了银装，真真切切一个纯洁无瑕的世界。此时，对着院子的坡道便成了天然滑雪场，随着滑板车吱吱扭扭、歪歪斜斜地滑下，儿子咯咯的笑声便响彻青少年宫、儿童乐园这一带……那种感觉，叫幸福……
大杂院的生活，留给大人无限的快乐，也让孩子们从小学会了融入，儿子虽然现在还是一个高中生，但和伙伴们交往时的那种融洽，言语中透出的自信与幽默，令人欣慰。有时想，有时有种感觉，大杂院的生活虽然简单朴素，但对他们思想、人格和行为的养成又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呢？！
时令已过大雪，电视塔下的小院已被拆掉。但回望过去，那高耸的发射塔、燃烧的激情、漫天的飘雪、肩头扛过的摄像机和大杂院里传来的欢笑，却同青春一道，在我们岁月的年轮里，永远定格成一生的美好记忆。
作者：田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