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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旧事
2014年09月01日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可以说七十年代贯穿了我的整个幼儿期。那时的记忆,现在想起来,既模糊混沌又鲜明生动。

最初的清晰记忆,是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时侯。当时哥哥已经上学了,学校里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自行佩戴黑纱,母亲找出一块黑布,缝好后给哥哥戴在了胳臂上,并用一个曲别针固定住。我在旁边吵嚷着也要,黑布只剩下一小块,不够做一块黑纱的,母亲便把它缝在了我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大约半圈。当时我还不懂戴黑纱是什么意思,但在一帮小伙伴中,只有我佩戴了黑纱,心里便感觉美滋滋的。后来,发觉村大队部门口两个青砖垒成的门垛子上,不仅挂起了长长的黑布,而且上方还各挂有一朵硕大的白花,显得庄严肃穆。人们的表情也是紧张凄惶的,一个邻居老奶奶边抹眼泪边念叨:“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我可怎么活啊”。那会儿,内心才隐约地感觉到,毛主席去世是个大事儿。

那时父亲是生产大队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特别忙,没完没了的开会,忙东忙西,去县里开会来回要好几天,还经常去公社开会,召开本大队全体社员会、支委会等,春时安排播种,秋天布置机耕,冬天带领社员出河工,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记得一次父亲召开社员大会时,声音慷慨激昂,说以后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社员们听得如醉如痴,仿佛那美好生活就在眼前,其时当时社员们饭还吃不饱,过冬时好多人没有棉衣。但三十年后,父亲当初描绘的美好前景,如今在农村已变成了现实。父亲出河工回来时,往往会带回几个白面馒头,是他平时节省下来的,馒头皮都干裂开了。那是我们儿时最渴望的美味,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父亲把馒头掰成两半,给我们兄妹四个一人一半,剩下的留着下次再打牙祭。其它非年非节能吃到馒头的机会,就是村里人家婚丧嫁娶时了,农村俗称吃大席。富裕些的人家宴席一般白面馒头管够,穷些的人家宴席上一半馒头一半玉米面窝头。吃完大席后,小孩子们还要从馍筐里抓一两个馒头回家,大人们是不好意思往家拿的。年龄稍大些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了,吃大席时我们不好意思往家拿馒头了,便比着谁吃的馒头多,大我几岁的风铃叔曾一次吃过7个馒头。那时的大席,菜并不多,一般是油炸丸子、油炸土豆等几个酥菜,再加上一盘清炒豆芽和一碗炖肥肉膘子。豆芽和肥肉膘子最后才会上桌,先前上的菜是喝酒的菜,清炒豆芽叫吃饭的菜,即就着馒头吃,炖肥肉膘子则叫大菜,意思是压轴的菜。有一次,在煤矿上班的善坡叔结婚,我们七八个小孩围占一桌,头一个菜上来大家一抢而光,其中一个用筷子不灵便的没抢着。为了彰显公平,后来每上一个菜,我们便把菜碗倒扣在桌上,喊一二三拿开碗后,直接下手抢着吃。

逢年过节,生产队都要杀一头猪。杀猪的日子,人们的兴奋一点也不次于过节,在牲口院忙乎着支起一口大锅,用劈材把水烧得沸腾起来,冲天的水蒸汽数百米外都能看得见。猪已经捆好,庆大爷拿起磨得雪亮的杀猪刀,稳准地将刀插进猪的咽喉,然后转动刀把旋几下,鲜红的猪血顿时喷射进早已放好的木盆里。待猪的嚎叫声渐渐平息,庆大爷又在猪的两个后腿上,各划开一个小口,插进长长的钢钎,分别通到猪的左右前腿,来回捅几下,然后抽出钢钎,深吸一口气,俯身用嘴贴紧口子,鼓起两腮往猪体内吹气,吹累了,便换个人吹,不一会,便把死猪吹得通身膨胀起来。再招呼几个人抬着,把猪放进滚开的水锅里,一翻一正,其它人也拿起水瓢,舀起沸水不断地浇烫猪的各个部位。把猪烫好后,人们吆喝着把猪抬到硕大的案板上,庆大爷拿起铁刮子,一刮子下去,猪毛尽褪,露出一溜雪白的猪肤,噌噌数十下,一条洁白的肉猪便刮好了。接着开膛破肚、分解肉块,待到太阳偏西时,新鲜的猪肉已经按户分好,一份一份摊在宽敞的打谷场上。早已观望等待的人们,便排队依次领走属于自已的份额。……

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在闲暇时往往象风一样吹过,轻轻地翻搅起、浮掠起些许旧事故景,重重叠叠,散而复来,挥之不去。

 

作者:聂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