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可以说七十年代贯穿了我的整个幼儿期。那时的记忆，现在想起来，既模糊混沌又鲜明生动。

最初的清晰记忆，是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时侯。当时哥哥已经上学了，学校里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自行佩戴黑纱，母亲找出一块黑布，缝好后给哥哥戴在了胳臂上，并用一个曲别针固定住。我在旁边吵嚷着也要，黑布只剩下一小块，不够做一块黑纱的，母亲便把它缝在了我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大约半圈。当时我还不懂戴黑纱是什么意思，但在一帮小伙伴中，只有我佩戴了黑纱，心里便感觉美滋滋的。后来，发觉村大队部门口两个青砖垒成的门垛子上，不仅挂起了长长的黑布，而且上方还各挂有一朵硕大的白花，显得庄严肃穆。人们的表情也是紧张凄惶的，一个邻居老奶奶边抹眼泪边念叨：“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我可怎么活啊”。那会儿，内心才隐约地感觉到，毛主席去世是个大事儿。

那时父亲是生产大队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特别忙，没完没了的开会，忙东忙西，去县里开会来回要好几天，还经常去公社开会，召开本大队全体社员会、支委会等，春时安排播种，秋天布置机耕，冬天带领社员出河工，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记得一次父亲召开社员大会时，声音慷慨激昂，说以后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社员们听得如醉如痴，仿佛那美好生活就在眼前，其时当时社员们饭还吃不饱，过冬时好多人没有棉衣。但三十年后，父亲当初描绘的美好前景，如今在农村已变成了现实。父亲出河工回来时，往往会带回几个白面馒头，是他平时节省下来的，馒头皮都干裂开了。那是我们儿时最渴望的美味，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父亲把馒头掰成两半，给我们兄妹四个一人一半，剩下的留着下次再打牙祭。其它非年非节能吃到馒头的机会，就是村里人家婚丧嫁娶时了，农村俗称吃大席。富裕些的人家宴席一般白面馒头管够，穷些的人家宴席上一半馒头一半玉米面窝头。吃完大席后，小孩子们还要从馍筐里抓一两个馒头回家，大人们是不好意思往家拿的。年龄稍大些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了，吃大席时我们不好意思往家拿馒头了，便比着谁吃的馒头多，大我几岁的风铃叔曾一次吃过7个馒头。那时的大席，菜并不多，一般是油炸丸子、油炸土豆等几个酥菜，再加上一盘清炒豆芽和一碗炖肥肉膘子。豆芽和肥肉膘子最后才会上桌，先前上的菜是喝酒的菜，清炒豆芽叫吃饭的菜，即就着馒头吃，炖肥肉膘子则叫大菜，意思是压轴的菜。有一次，在煤矿上班的善坡叔结婚，我们七八个小孩围占一桌，头一个菜上来大家一抢而光，其中一个用筷子不灵便的没抢着。为了彰显公平，后来每上一个菜，我们便把菜碗倒扣在桌上，喊一二三拿开碗后，直接下手抢着吃。

逢年过节，生产队都要杀一头猪。杀猪的日子，人们的兴奋一点也不次于过节，在牲口院忙乎着支起一口大锅，用劈材把水烧得沸腾起来，冲天的水蒸汽数百米外都能看得见。猪已经捆好，庆大爷拿起磨得雪亮的杀猪刀，稳准地将刀插进猪的咽喉，然后转动刀把旋几下，鲜红的猪血顿时喷射进早已放好的木盆里。待猪的嚎叫声渐渐平息，庆大爷又在猪的两个后腿上，各划开一个小口，插进长长的钢钎，分别通到猪的左右前腿，来回捅几下，然后抽出钢钎，深吸一口气，俯身用嘴贴紧口子，鼓起两腮往猪体内吹气，吹累了，便换个人吹，不一会，便把死猪吹得通身膨胀起来。再招呼几个人抬着，把猪放进滚开的水锅里，一翻一正，其它人也拿起水瓢，舀起沸水不断地浇烫猪的各个部位。把猪烫好后，人们吆喝着把猪抬到硕大的案板上，庆大爷拿起铁刮子，一刮子下去，猪毛尽褪，露出一溜雪白的猪肤，噌噌数十下，一条洁白的肉猪便刮好了。接着开膛破肚、分解肉块，待到太阳偏西时，新鲜的猪肉已经按户分好，一份一份摊在宽敞的打谷场上。早已观望等待的人们，便排队依次领走属于自已的份额。……

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在闲暇时往往象风一样吹过，轻轻地翻搅起、浮掠起些许旧事故景，重重叠叠，散而复来，挥之不去。

作者：聂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