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青春如雁过长空，一去无痕。一转眼，几十年的光阴匆匆过去了。而今，我已年逾古稀，步入人生黄昏之年。在六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大半辈子都在讲坛上度过，所以每有教育方面的讯息，总是让我格外关注。前些日子，我偶然在电视上得知：邹城一中正在筹办建校六十年校庆大典活动。一听到这件事，我不禁思绪万千，年轻时代生活在邹城一中的那段日子以及发生在一中校园里的那些陈年往事，就像一幕幕电影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当然，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当时的邹县一中政治教师、我的丈夫毛福洪。

1959年10月，时任县教育局教研员的我，经朋友介绍，与丈夫初次认识。我们约定县城以南的大沙河见面，当时他身穿的确良白色衬衣，脚上穿一双黑色粗布鞋，看上去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样子，就像生长在河堤上的一棵白杨树。听朋友讲，福洪当时任一中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团委书记，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棒，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当时的邹县一中，坐落在县城西关的原美会耶稣教堂内，有几十间房子和一座教会医院的小楼，原教堂的旧房当教室，办公室兼做教师宿舍，设有高中4个班和初中12个班，有学生800余人，是一所完全中学。福洪当时除担任学校党团领导职务外，还担任初中八级的政治教师，并兼八级二班的班主任。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每天晚上还要写材料、编诗歌、写散文，寒灯孤影，伏案夜战，工作十分辛苦。

通过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我就发现，福洪不仅是一个事业心和党性都很强的人，而且乐于关心帮助他人，在领导、同事和学生心目中，是一个特别有人缘的年轻人。他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进步和个人问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展王嘉兴等青年教师加入党组织，帮助解决了张传恕等青年教师的婚姻问题。这些当年的年轻人，现在大多都和我一样步入晚年，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人世，可是当他们后来一谈起入党、结婚这些终生大事，就不能不提到那“一份入党证明”和“两张电影票”的故事，自然也不会不感谢福洪这个值得信赖的介绍人、“月下老”。

那时的一中，不像现在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宽阔平坦的草坪。那时陪伴我们的，只是一间间矮小普通的平房教室和满校园浓密的树木青草。我和福洪相识在金秋季节，那时，宽阔的草地好似绿毯，校园墙外的苹果树上，偶尔飘来一阵清香，几个成熟的红苹果像调皮小孩的脸蛋儿，偷偷地探进墙内，倾听我们的绵绵私语，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白天工作忙，福洪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备课、编写教案。课堂上，他侃侃而谈、循循善诱，紧扣课题组织教学，向同学们传授文化知识，讲述祖国的传统历史，阐述青年学生的神圣使命。课间，福洪带着学生们在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个个身体矫健，意气风发。他是教师队的主力队员，在他的带领下，一中师生们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团委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他还组织各班级团支部办起了黑板报，亲自为各班画报头，自编诗歌，宣传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宣传毛主席的“三好”指示，一中俨然成为了当时邹县教育界一个颇有名气的思想文化阵地。

1960年元旦，我们俩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那时，一中刚刚建立，学校条件很艰苦，新房就设在校团委的两间办公室，两人被褥、箱子合在一起，就组织起了一个家庭。没有新婚的礼服，福洪借了同事的一件蓝色中山装穿在身上。没有置办酒席，两人晚饭在学校食堂吃了几个大包子，就匆忙步入了新婚的殿堂。隆重的结婚典礼在一中团委办公室举行，墙上贴满了同学们送的宣传画和老师们剪的大红喜字，几张办公桌并在一起，上面摆满了糖块、水果和瓜子。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来了，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团员们都来了。骆景春校长和王锡堂副校长为我们俩证婚，老师和同学们向我们祝贺，大家在一起唱起了欢乐的歌谣，跳起了青年圆舞曲……。

整整一个甲子年过去了，邹城一中迎来了她的60年华诞。而我的老伴儿，却在迎来我们50年金婚的2010年春天撒手人寰。我思念我的老伴儿，怀念我们在一中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的美好岁月。我对邹城一中怀有特殊的感情，我衷心祝愿邹城一中桃李芬芳、明天会更好！

 

作者：孙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