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消息是在邹县汽车站得到的。是1990年一个冬日的黄昏，我一个人在城里办完事，正要上车回家，遇上了送站的邵泽水。他见了我就说：“继泉，知道了吧，你获了孟子文学奖纪实文学一等奖。”“我不知道。呵呵。谢谢。”当时，邵泽水是孟子文学奖的评委之一，我们见面的时候，孟子文学奖刚刚评完。我们没有说几句话，车就开了。

我获奖的那篇纪实散文是《石墙河》。石墙河是流经我们村子的一条河，它和望云河东西平行，同为白马河的支流。石墙河从远古流过来，一直流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时代，那时，人们把石墙河从上游截住，强行使它改道汇入望云河，在它的下游实施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深挖河道，使之与微山湖相平，让湖水倒流，经白马河进入石墙河，然后建了一座庞大的一级提水站，当时叫“双庆站”，即现在的湖水东调管理局所在地，又在凫山山脉建设了二级提水站，还有数座三级提水站。湖水顺着一道道水渠从一级站到二级站，再到三级站，最后流进一畦畦麦田。这项工程不仅把湖水引上了山坡，而且还使石墙河通了航。船来舟往，春去春回，石墙河就有了故事，河上还发生了爱情，一个船上的小伙子还娶回了一个湖里的媳妇。我写的就是石墙河的原始风貌，它的沧桑变迁和迷离风情。我把家乡人眼中普普通通的石墙河写得色彩斑斓，如诗如画。《石墙河》发表在1990年11月17日的《邹县大众》报上。那时，能够发表文学作品的只有《邹县大众》报，首届孟子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在《邹县大众》报首发的。

领奖通知几天前就得到了，是打到我上班的石墙水泥厂厂部的电话。通知是接电话的口头传达给我的，那个人还递给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白印忠的名字，说叫我通知他。白印忠是石墙镇的一名骨干作者，家住南岳庄，和我们村相邻，不过五六里路。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他家，他也经常骑自行车到我家，他还到我工作的水泥厂去过。第二天，我专门骑自行车到白印忠家里给他下通知。他正好在家，是个下午，我告诉他，他的小说《深井》获孟子文学奖二等奖，到时候我们一块进城去领奖。说完这件事，他说你别慌走，马上就到“每周一歌”了，说着他拧开了放在桌子上的掉了外壳的收音机，他调到中央台，中央台的音质很好。不一会，“每周一歌”就到了，放的是“采蘑菇的小姑娘”。我们静静地听完这首歌，我就走了。他端着那个收音机把我送到大街上。

领奖的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先到白印忠家。白印忠还没有起床，他的母亲在院子里抄着手直打转转。我来到印忠住的屋门前，推了推门，门顶住了。隔着玻璃，我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印忠，印忠正呼呼地喘气。印忠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会儿又犯了。他听到我来了，吃力地说：“我不去了，你去吧。”我怕晚了，没敢再耽搁，失望地一个人骑自行车进了城。发奖地点在邹县第二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邹城宾馆。会场在西小楼，二十年前，那儿是全县最排场的地方。在会场上，我见到了许多老师和好友，他们都问，印忠怎么没来？你们俩没一块来？我告诉他们，印忠又犯病了。他们都很惋惜。

吃饭的时候，印忠悄悄地溜进了餐厅。原来，他难受的那一阵子过去了，摸起自行车又赶了过来。他没有赶上发奖，但赶上了午餐。

吃过饭，我和印忠到钢山剧院王昭溪家里坐了一会，就回去了。一路上我们谈文学，也发感慨，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伤心，既雄心勃勃又义愤填膺。到了石墙河改道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分手了，他沿着河堤往南回家，而桥下就是我的村庄望云村了。

后来我进了城，先是在电影公司当秘书，又调到邹城市报社任副刊编辑，能亲手处理白印忠的小说了，但他写的却很少，有些还不适合在报纸副刊发。白印忠在家里种西瓜，然后用自行车驮着西瓜去赶集，经常因为犯病误了卖西瓜，他为此愁得哭。后来经朋友介绍，到镇上干临时工，没干几年就叫人家找个茬口辞退了。

……得到白印忠去世的消息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那是2002年。我和张延龄、李文彬、王昭溪来到白印忠的家，他母亲看到我们就哭了。我们坐在印忠家的堂屋里，印忠当年获孟子文学奖的奖杯还放在靠北墙的条几上，上面蒙上了积年的灰尘，但那上面的字依然清晰。我们无声地坐了一会。我们提出到麦地里印忠的坟上去看看，他母亲说，我领你们去，我知道地方。我们没有让老人去。印忠的一个本家弟弟领我们来到印忠的坟前。印忠的坟上长满了苦菜、地黄和各种野草，一片青绿。当时麦苗刚刚返青，地里飘着一股青生气味。我们为印忠烧化了纸钱，默默地离开了这片印忠曾经劳作过的麦地。

二十年过去了。当我将当年的“奖杯”擦拭一新的时候，不禁这样想：二十年前被策划者精心选定的几十个奖杯如今还有几个完好如初？它们被放在什么样的地方？被珍爱还是被漠视？拥有奖杯的主人们，又有几人将起初那颗火热的心持守到永远永远？

 

作者：孙继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