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乡村发出的声音。

这些声音已听过30 多年了，还时常在我的梦中回想时一次次响起。

夏夜蛙鸣声

我家住村西，住房是两间土坯茅草房，一大间厨屋，一木门一石磨一土院，是父亲用三年困难时期从邻县供销社强烈要求返乡补发的安家费买下的。我的生命、我的最初记忆、我的童年生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石院墙南是大约三亩地的芦苇塘，那是我的乐园。春天看发着幼芽的芦苇一天天长高，夏天在通向苇塘的小沟里摸鱼虾，秋天收割连片晃晃荡荡的芦苇，冬天就在北墙下晒太阳看小人书，在苇地里打瓦追耍。夏天还有一“难”，近距离听蛙鸣。这几乎是我家独听的一种聒耳的不间断的鸣叫。白天不在家暂时避开了，晚间就再也逃不掉了。苇塘水面大，散布的青蛙多，叫声也雄壮洪亮，气势蓬勃。也有领叫者，只要第一声响起，不隔两秒，整个水面便按同一个调子叫开了。一开始还带有试探性质的，声音低缓，参差不齐。一旦发现外界没任何侵扰，就壮开胆子“喂———哇”齐鸣了。

我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可不是优美的音乐，偶尔听听，算一种乡间特色风貌，可接地气，可赏美景。但长期浸润在这单调机械的噪音中，神经恐怕要出问题。我准备了一大堆小石块，在我写作业或将要入睡时，蛙声仍嗡鸣不止，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把石块漫墙头投入苇塘。顿时蛙声戛然而止，过不上一分钟，叫声又开始了。蛙叫继续扔石，石停继续蛙叫，构成了我与青蛙不可调和的童年矛盾，一直延续到我考上公社首届初中尖子班。

及后，天旱，生产队不再种苇，遂把土坑卖于邻居。邻居填土石平整，盖上新瓦房，就很难再听到那来自水边的蛙声了。

出工喊人声

生产队集体劳动，是需要人吆喝的。这个任务就光荣地落在我三叔身上。三叔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专管把队员集合到一起，然后听从队长派活分流。三叔一生勤勉劳作，无论收割耩耙，挑担积肥，推车赶路，都是队长放心、社员拥护的农活好把式。他之所以没当上队长，是因为他光管干活，不论人事，不是当领导的“料”。他也不愿支使别人，只是默默地干，也不会想“我是带动你们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深奥的道理。

于是三叔就很理想地成为队长的“马前卒”，是出工的召集者，是干活的带领者。每天一胧明，三叔的职能就开始发挥了。“干活的走了嚎———！”叫人起床出工，得讲技巧。得要扯开嗓门，面对街两旁，边走边喊。这叫声不是专对哪一个人的，不是专对哪一片区域的，是面对全街正在沉睡的社员的。所以声音低了不行，要高亢舒缓，尽量延长声音的覆盖面；声音局促不行，要朝上空发力，得让叫喊声穿过院墙进入屋内，在各间屋里回荡，出工的听不见媳妇儿女听见，听见的就要相互叫一下。这就会出现各家紧张执行三叔的喊人声，慢了扣工分，再慢不分给好活，挣的工分少领不了粮食，不迅速出击年不好过啊！

我当时上小学，为了比赛谁起得早，有时半夜就到校，在教室后墙的黑板上写上我的大名。这就比三叔的叫喊声要早，但我仍是那个岁月的亲历者。三叔的喊人声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人工，后来又加进了辅助手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成本最低的张嘴便喊，这个效果是听起来亲切温暖，闻其声如见其人，有人情味儿；第二个阶段是吹哨子，发声机械，也不婉转动听，叫醒的人明显减少；第三个阶段是用电动喇叭，有时还放一段音乐，听起来悦耳，又培养了人的偷懒习性了。

年前我回老家看望82 岁的三叔，曾问起他当年出工喊街的一些趣闻。三叔总结说：哎———多年了！什么人干什么活！

唤子回家声

那时农村的孩子不着家，到处疯跑。所谓疯跑，就是玩那些当时农村最常见的游戏：打瓦，推铁环，藏猫耗，摔泥瓦屋，抓特务……我除参加共同活动外，还经常跑着去到北坡看钻井队干活，追着汽车闻汽油味；到学校看知青篮球赛，坐在教室门口听高年级上课，在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在沙坑里练习跳高跳远……

唤子回家的职责主要由母亲承担。

唤子回家以喊小孩中午回家吃饭为多，还有深夜喊回去睡觉的。

母亲们的喊人功夫如同父亲们打辘轳浇园喊号子的功夫一样，充满了天然的亲和张力。都叫着各自的小名。“小天来，回家吃饭啦！”“小熊孩子还不回家，死哪去了？”有的充满关爱，有的是埋怨。但喊声过去很久，仍不见孩子的面，还会听到重复的叫喊声。只怪小孩玩的正酣，哪听到母亲的呼喊。

我也听到过邻居同伴回家挨揍的声音。大人用巴掌或鞋底，把对孩子的埋怨指责通通落实在肉嘟嘟的屁股上。其实，谁都知道，打屁股纯粹是皮肉之苦，雷声大雨点小，落到屁股上的力量也大都是强弩之末了。

多年后，我仍怀念那母亲唤子回家的亲切的叫喊声。有时下乡村，偶听到三两声这样的叫声，我就停下脚步，寻找孩子的身影。心想，我就是那小孩，急匆匆回家的小孩。

 

作者 孙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