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英雄的邹城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在邹城大地上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受到人民的称赞，刘昭汉就是其中一名。邹城曾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自卫团，保百姓，刘昭汉，当司令，一支令箭能调十区的兵”。

刘昭汉(1897--1941年)，字景淮，邹城市香城镇大莫亭村人。幼年就读于田黄大同小学、辛庄蚕种学校，后考入滋阳县山东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1923年，入济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攻读。两年后毕业回乡，适逢直系军阀副总司令靳云鹗率部进军河南，途经邹县小住，意欲招募家乡人才，靳听说刘昭汉毕业后赋闲乡里，召见后录其为司令部参议，次年被委任为河南省尉民县县长。到任数月，因靳在直奉混战中失利被解职，遂于1928年初返回邹县香城，相继担任国民党邹县自卫团副总团长、县联庄会副会长、县清乡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被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十一游击纵队第四十二大队司令兼邹县县长。其间，他热心于教育事业，先后筹建起“大莫亭实验小学”、“邹县县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并担任乡师校长。

1935年夏天，对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我中华大好河山，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丧权辱国的反动政策，邹县乡师的学生感到极大的愤慨。刘昭汉支持学生成立抗日宣传队，并贴出了“同意成立抗日宣传队”的校长批示。从此，《松花江上的怒火》、《流亡者的悲痛》、《救亡曲》等抗战歌曲唱响邹城大地。“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昭汉支持平津学生流亡团来邹发展“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日本飞机轰炸邹县，形势日趋紧张，乡师解散，县长甄光远逃走。刘昭汉带领县政府和乡农学校的部分人员，以及乡师学生、各界爱国志士，组成一千多人的抗日游击队，编为三个团，常驻香城镇的大河滩和张庄镇的将军堂一带。翌年2月，被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十一游击纵队第四十二大队司令兼邹县县长”。后率队加入亲近八路军的孔昭同部，受任为“苏鲁战区独立游击第三十一支队长”。刘曾率领游击队，多次打击日伪军。在店子村东，他周密策划指挥袭击日寇，经过十几分钟的战斗，取得胜利，击毙日军四名，缴获轻机枪一挺、大盖枪四支。从此，刘昭汉的名声传遍四方，刘部的士气为之大振。

1940年，刘昭汉部驻扎在香城以东山区的几十个村庄，并和八路军关系密切，成为香城伪政权的直接威胁。日军小队长田川想了一条以人质逼降的诡计，派特务队长李成芝掳去刘的二女儿刘宪珍作人质。刘昭汉识破了日伪的这一卑鄙伎俩，断然予以拒绝。他派人给伪香城区区长徐维乾送去大烟泡二枚，转交其女，并亲书一纸，嘱其女：“如遭凌辱或久拒不放，就洁身自尽，一定要保住刘家的门风。”并说：“刘家的人是有骨气的，一不能失志，二不能失节，决不屈服。”同时命令他的营长刘信斋率部去执行两项任务：首先到大莫亭村把自己的房屋全部烧掉；然后连夜赶到羊皮庄把特务队长李成芝的闺女捉来。当刘信斋听司令说叫去烧他自己的房子，甚感愕然地说：“我一定把李成芝的闺女捉来，房子就不一定烧了吧？”刘昭汉看出自己的部下不忍心下手，立刻怒容满面地说：“既然刘队长不忍心，那就不劳你去了，我自己去吧！”刘信斋一看司令下了决心，遂忍痛接受了任务。当夜火光通天，大黄庄据点炮楼上的日伪军看的很清楚。第二天中午，田川率日伪军查看了刘昭汉宅第被烧的现场，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样的！不得了！可惜，可惜！”刘信斋完成烧屋任务后，急忙赶到羊皮庄，把李成芝的闺女带回了将军堂驻地。最后，李成芝不得已，只好向田川求情换人质，刘宪珍得救。

1940年12月14日，刘昭汉得知日军纠集邹、兖、曲、泗四县兵力，即将进山“扫荡”的消息后，遂在白石铺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转移等问题。恰巧夜里下起了小雨，在十二点左右，刘昭汉正准备出去查岗，突然听到村外想起枪声，急忙回去对妻子说：“不好了，村子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啦！”说话间，枪声四起。刘昭汉带领四名警卫人员，从白石铺南边突围到桃园。因寡不敌众，其他人员多数战死，刘部损失惨重。

因白石铺一战损失惨重，刘昭汉的心情十分沉痛，体质也不如以前。1941年5月，刘昭汉病逝于香城镇小山阴村，终年四十四岁。社会各界与各友军派代表参加了刘的追悼会，邹东抗日民主政府派专人送挽联“邹东之光”。（李法强）